中介费动辄数十万，居间服务却可能只是一张网签表呗。在武汉，一起标的额超过两千万元的二手房买卖合同纠纷，将居间方的“报告义务”与“忠实义务”推到了聚光灯下，也让许多准备入场的买家意识到：二手房买卖中，最贵的那笔学费，往往是签合同前的那份“盲目信任”。

这起由湖北某知名律所代理的仲裁案，买方是武汉一家科技公司的实控人，卖方则是一位急需资金周转的民营企业家。物业位于武昌滨江商务区，产权清晰，无抵押，无查封，产调报告一目了然。问题出在“看不见的地方”：该房屋所在的整栋楼宇，因违规加建，正面临规划部门的整改要求，部分楼层已被纳入拆除范围。这一信息，买方不知情，居间方未主动披露，直到交易进入尾款阶段，买方从同楼层租户处偶然听闻。

买方要求解约退房，居间方则坚持“佣金不退还，因其已促成交易”。武汉仲裁委员会最终支持了买方的部分请求：解除合同，退还定金，但需支付卖方合理的空置期损失；居间方则被裁决酌情退还一半佣金，理由是“未全面履行报告义务，存在信息披露瑕疵”。这起案件被当地法律圈反复引用，原因并不在于标的额，而在于它对居间人“消极不作为”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。

法律上，居间人绝非“传声筒”。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二条将“如实报告”列为法定义务，且这一义务的边界远宽于买卖双方的自行审查义务。实践中，不少居间方以“卖方未提供材料”为由推脱责任，但裁判者通常认为：居间方作为专业服务者，对房屋物理状况之外的规划信息、政策风险、隐性负担，负有主动核验和提示的注意义务。尤其当居间方“知道或应当知道”相关风险而未主动披露时，即便买卖双方已签订合同，居间费也可能面临部分甚至全额返还的后果。

对买方而言，这起案件留下的启示是：不应把居间方当作“自己的律师”。居间人服务于交易促成，其利益指向是“成交佣金”，而非“买方风险最小化”。因此，凡是影响决策的重要信息——包括但不限于房屋面积与产证的差异、学区是否被占用、抵押权利设定、违建风险、未来规划冲突——都应当要求居间方以书面形式明确披露并确认其来源。口头承诺一旦进入争议阶段，举证难度极高，尤其是当居间方及其经纪人在纠纷发生后调整口径时，书面记录几乎就是唯一证据。

对卖方而言，信息披露的“边界”同样值得警惕。部分卖房人倾向于“不主动说”，以为能蒙混过关。但仲裁与审判实践中，隐瞒重大瑕疵可能导致合同被撤销，甚至承担缔约过失责任。更重要的是，一旦居间方被追责，其往往会反手将责任推给卖方，主张“信息由卖方提供”，于是在卖方与居间人之间制造相互指责的局面。一个专业的卖方，应当在签约前主动向居间方要求出具书面确认，将已知信息和无据信息分别列明，避免未来卷入“谁隐瞒”的缠斗。

行业层面的启示则更为深远。武汉作为中部楼市风向标城市，近年来改善型住房需求旺盛，二手豪宅交易频现，但居间服务的规范程度并未同步提升。不少中小中介机构以“快速成交”为导向，将合规审查视为交易成本的增加。这种短视行为正在付出代价：监管部门对居间服务的投诉率逐年上升，头部中介机构已开始将“信息披露清单”标准化，列入签约前的强制环节。对律所而言，这类案件正成为获客的重要入口——越来越多的买卖双方在交易出现裂缝时，第一时间寻求律师介入，而非继续依赖居间人“和解方案”，这本身就是行业成熟度的体现。

购房是一场高成本的信息博弈。居间方的那张合同，不仅是交易的“引线”，更可能是未来纠纷的“导火索”。无论是买家、卖家，还是执业律师，都需要接受一个基本事实：二手房买卖中，没有什么比对“未知情况”的书面确认更廉价，也没有任何一笔佣金抵得上“早知道”三个字。把信息披露当作交易中最核心的程序来对待，才是从这起武汉案例中真正应汲取的实务教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