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起因房屋面积差异引发的继承纠纷，在判决进入执行阶段后，却因一份尘封多年的遗赠扶养协议骤然转向。武汉某基层法院近期执结的这起案件，为不动产继承执行中“协议优先”与“面积补差”的冲突提供了罕见范本。

案件核心争议并不复杂：被继承人名下有一套旧改安置房，登记面积与实际测绘面积相差近12平方米。继承判决确认三名子女按份共有，但执行阶段，长期照料被继承人的外甥女突然提出，被继承人生前与她签有遗赠扶养协议，约定“房屋及对应安置利益全部归其所有”。执行法院没有简单以生效判决排除协议效力，而是中止执行，引导各方进入析产与协议效力审查程序。

武汉另一家代理过类似案件的律所披露了更具体的操作细节。该所代理的刘某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中，被继承人将一套因历史原因未办证的还建房赠与扶养人，继承判决仅处理了已登记面积，未涉及超建部分。执行阶段，扶养人持协议主张权利，法院最终认定：协议中关于“房屋全部权益”的表述，结合被继承人生前多次陪同扶养人办理面积补差手续的行为，可以解释为包含争议面积利益。该案经二审维持，进入执行后以协议为基础重新作出分配方案，避免了“判了面积、执不了房”的僵局。

这类案件的难点在于两个层面。实体上，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遗赠扶养协议，属于双务、有偿、要式法律行为，其效力优先于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。但协议若未明确指向“面积补差利益”或“超出登记面积部分”，执行法院往往面临“判项明确、标的物不明确”的困境。程序上，继承判决的执行标的通常以登记簿记载为准，而面积纠纷恰恰发生在登记之外，执行机构无权直接改变判项，只能通过执行异议或另行诉讼解决。

武汉法院系统的处理思路值得关注。对于执行中出现的遗赠扶养协议，若协议真实性、合法性存疑，执行法院一般会告知利害关系人另行提起确认之诉；若协议真实且无争议，则倾向于在执行和解或分配方案中予以体现，避免程序空转。上述刘某案中，法院正是通过执行听证确认协议效力，再以补差面积的市场评估价折抵扶养人应得份额，实现了判决执行与协议履行的平衡。

对律师同行而言，这类案件提示了三个实务要点。第一，起草遗赠扶养协议时，财产描述不能止于“房屋一套”，应具体到安置协议编号、测绘报告、补差款支付凭证等，最好将“面积补差利益”“超建部分权益”单独列明。第二，继承诉讼中若已知存在遗赠扶养协议，应主动申请追加扶养人为第三人，避免判决与协议“两张皮”。第三，执行阶段遇到协议主张，不宜直接以“判决未确认”为由驳回，而应审查协议是否属于执行依据所涉标的的权属来源，必要时通过执行异议之诉一次性解决。

从更广的视角看，武汉旧改与还建规模较大，面积差异几乎成为继承纠纷的“标配”。遗赠扶养协议在此类案件中的价值，不在于否定继承判决，而在于补强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。一份表述清晰的协议，往往能让执行法官在“按份共有”与“协议取得”之间找到更符合实质公平的路径。

继承判决执行不是简单的“照判执行”，尤其在不动产面积利益交织遗赠扶养关系时，执行法官、代理律师都需要穿透登记表象，回到被继承人的意思自治与扶养人的实际付出。武汉这起案件的意义，恰在于提醒我们：面积可以补差，判决可以执行，但一份有效协议背后的扶养事实，才是定分止争的真正锚点。